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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975年12月21日讯】中国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追悼大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今天，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门口悬挂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永垂不朽！”的横幅。会场里悬挂着环饰黑纱的康生的遗像，安放着康生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党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而一切并未盖棺定论，在康生死后的第五年，他的组织结论与其前一份悼词上的结论大相径庭。
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对康生做出了最终的组织结论：
1.开除党籍：鉴于康生在文革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党籍。
2.撤销悼词：撤销1975年康生逝世时中央发布的悼词，否定其历史地位。
3.骨灰移出八宝山：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出，由其第二任妻子曹轶欧和儿子张子石领回山东老家安葬。
的情报、安全、保卫及统战事业，孕育于革命火种危在旦夕、自身力量饱受对手残酷清洗的艰难岁月。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这一体系从无到有慢慢地发展完善，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不可估量，甚至在诸多关键节点上直接影响了革命的成败走向。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笔者始终对情报保卫系统的核心领导者们抱有探究之心。但需清醒认识到，由于该领域具有极强的保密性，外界对其的了解往往仅触及皮毛。即便如此，结合现有史料仍可推断，有几位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人物，无疑处于这一系统的顶层，包括周恩来、董必武、康生、陈云、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梳理更多基于个人对史料的解读，除了公认的隐蔽战线缔造者周恩来之外，其余人物的排序并无先后之分。在现有流传的说法中，不少人将李克农列为情报系统的领袖者之一。对此作者觉得，若以“帅”与“将”的定位来区分，李克农显然更偏向后者。作为功勋卓著的情报事业领导者，李克农上将在执行最高层决策、统筹具体情报工作方面成效卓著，但并非这一系统的核心决策者。
在上述提及的顶层人物中，康生和在情报与安全系统中的历史轨迹，尤为值得深入探析。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不少人因他缺乏直接领兵作战的经历而心生疑惑，甚至有民间传言称其获封元帅源于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份真伪难辨的电报。这种说法实则为坊间误传，若单纯以某一次情报贡献来衡量功勋，便无法解释历史上诸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境遇。
例如，在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期间，莫雄在庐山获取了完整的围剿计划并转交项与年，项与年为，不惜敲掉四颗门牙伪装成乞丐，历经艰险将这份关乎革命全局的情报送至瑞金周恩来手中，堪称挽救了整个中央与红军。但新中国成立后，莫雄仅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项与年也只是出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这样的待遇与其功勋形成了鲜明对比。类似的还有阎宝航等情报工作者，纵观历史，无论何种阵营，谍报工作者尤其是高级指挥者，能够善终的实属罕见。“潘杨事件”虽最终，但当事人已历经磨难离世；即便是苏联克格勃的历任主席，也有多人在肃反中遭遇不测，这恰恰印证了隐蔽战线工作的高危属性。
如今，周恩来指挥红色特工作战的诸多光辉事迹已逐步解密，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在此不再赘述。相较之下，康生的情报生涯却始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公开的史料寥寥无几。目前可追溯的线索显示，在顾顺章叛变后，康生曾接手上海特科红队的工作，即便如此，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行动资料，不仅民间研究者难以获取，即便在官方文献机构中，能够全面掌握相关档案的人也为数不多。有史料记载，康生接手红队后，曾亲自参与一线锄奸行动，在上海的海棠村“手起斧落”，在某医院果断处决过红军叛徒，展现出其在隐蔽战线实践中的果敢作风。
1932年后，康生赴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其日常工作单位便是共产国际情报部，这为他积累了更为系统的情报工作理论与实践经验。台湾地区的有关的资料记载，方面有多位曾在苏联接受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核心人物，包括周恩来、陈云、康生、程一鸣、路鹏（化名，原名路大奎，原南京特委军委书记，后叛变）、陈赓、顾顺章等。延安时期，会部举办的三十里铺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等各类情报保卫培训，均采用康生撰写的《特别工作建设》作为核心教材。值得一提的是，特工教育培训的《情报学》教材由程一鸣编写，顾顺章则著有《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的特务工作》，中统还据此编辑整理出《特工丛书》，双方在情报理论建设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抗态势。
据相关回忆记载，康生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学识渊博，其授课风格生动活泼且极具启发性，深受受训学员认可。从能力层面而言，他与军统负责人戴笠相比并不逊色，这或许正是他能在整个抗战期间稳任会部部长的关键原因。解放战争时期，之所以能从节节胜利走向最终成功，背后离不开秘密情报战的支撑，而这一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正是在抗战初期逐步布局积累形成的，康生在其中的统筹作用不容忽视。
康生死后，其历史功过被重新审查，批判焦点多集中于延安整风时期他所主导的审干工作，认为他迫害了大批无辜革命者，罪恶罄竹难书。毋庸置疑的是，康生的多疑性格以及政治斗争中的私心，确实导致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对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从辩证视角来看，延安整风期间的肃反工作并非绝对没事实依据，现有公开的部分历史材料显示，当时确实有不少特务潜伏进入延安。最典型的便是军统“汉训班”，即便到解放后多年，随着大陈岛相关档案的逐步披露，这一专对于的潜伏特务训练营究竟有多少人渗透进队伍，甚至是否触及高层，仍未完全查清。
19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逝世10周年时，蒋介石曾伤感地表示：“戴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这句话蕴含着多重信息：其一，肯定了戴笠出色的防共与保密工作上的能力，认为他若在世，可以有明显效果地防范和破获地下党的渗透；其二，暗示戴笠的离世导致军统内部陷入混乱，未能在国共内战中充分的发挥作用；其三，指向戴笠单线掌握着大量内部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随其中离世而无法追溯。
在笔者看来，第三种解读或许更为贴近史实。单线联系是谍报工作的惯例，为保障安全，相关名单通常不存档，卧底人员只认联系人而非组织，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部分打入内部的特务，甚至连蒋介石都未必知晓。戴笠此举并非不信任蒋介石，而是出于对最高层周边有几率存在隐患的警惕，事实上，当时蒋介石身边确实潜伏着的高级特工。即便蒋介石知晓这些名单，在戴笠死后派人接头，卧底人员也未必愿意响应。毕竟在失去唯一联系人的情况下，“归隐”是最好的存活方式。接头意味着极高的生命风险。正如当下流行的表述，有潜伏在对手内部的“风筝”，对手同样有渗透进的“鼹鼠”，沈之岳之流绝非个例。
若将延安时期的大规模肃反、审干工作以及解放后的反特审查，简单归咎为党内斗争的刻意整人，无疑是缺乏基本敌情观念的片面认知。
康生死后数年，被定性为“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遭到开除党籍、撤销悼词的处分，与其生前的盛誉形成巨大反差，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在党内积累的深厚积怨。从出身来看，康生本是山东胶南张家的二少爷，以文质彬彬的书生身份投身革命，并无先天的个人私怨需要宣泄。但后期对于权欲的崇拜，也因此而巴结苟营，更因此以阴冷的手段“杀伐果断”，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他之所以在工作中采取极端手段，更多源于小知识分子的左倾革命狂热以及极端的个人主观臆断逻辑思维（包括公器私用），其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务工作和参加特科的经历，使其对叛徒、特务抱有极深的痛恨，再加上长期从事保卫工作形成的职业警惕性，逐渐演变成了多疑的性格（他没有最信任的人，只有需要攀附的人和被他所利用的人）。在笔者看来，对于康生的历史评价，除了批判他所造成的损失，清算他的罪恶之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更需要在未来通过更全面的史料挖掘和专业的学术讨论，给予其历史作用的客观评价（正、反都亦如此）。
历史事实而言，张家少爷在的轨迹，攀附准确，功利心重，且才华横溢并重。目前披露的其经办或指导的重大历史案件来看，公器私用，挟私报复的痕迹不能说不重。
1975年康生逝世时，为何致悼词的是，这一安排背后是不是真的存在特殊的历史渊源？查阅相关史料不难发现，曾担任过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职务：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李克农为第二副部长，潘汉年为第三副部长，而抗战时期这两个部门实则合二为一，部长均为康生。
1975年康生逝世时，仍保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崇高称号。或许在康生看来，其一生最值得骄傲、最无愧于心的经历，既非早年在上海特科的血雨腥风，莫斯科时期的翻云覆雨，也非中、晚年时期的政治角斗，而是在安全保卫事业上的贡献。当时，见证他这一时期工作的核心战友与部下中，周恩来已重病缠身，在医院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两人在康生晚年曾有过匆匆密晤）；李克农早已逝世；潘汉年则在狱中走完了余生。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致悼词便顺理成章，正如元帅的悼词由宣读一样，都是基于长期共事的历史见证者的特殊身份。（包括彼时的最高领导层排序）
目前的党史文献资料的主流叙事中，康生被塑造为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酷吏，是纯粹的军事将领，唯有李克农被视为专业的情报工作者。
若依此逻辑推演，似乎延安时期的会部便存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康生、也成了挂名不履职的官员。但事实上，会部作为掌握核心机密的实权部门，绝不有几率会成为虚职安置之所。若两人并非挂名，而是切实履行领导职责，那么一系列疑问便随之产生：他们凭借何种资历出任这些职务？具体负责哪些工作？又取得了哪些实质性成就？这样一些问题目前均缺乏明确的史料佐证，两人在隐蔽战线的身影，即便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云遮雾绕、若隐若现。
笔者个人觉得，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必然有着极为精彩的事迹，但受历史评价与档案解密程度的影响，这些事迹尚未完全为世人所知。康生因其高级领导生涯中后期的历史污点，已很难获得重新评价，其在隐蔽战线的部分功劳，或许已被归入组织领导的集体荣誉之中；而一生从未彻底失势，身后哀荣备至，但其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贡献，却始终未见详细披露，此前播出的电视剧《》，也仅提及他在军调部的一些无关痛痒的逸事。
基于现有史料的留白，笔者尝试提出几点推测：其一，在内部的作用比其公开身份的职务更为重大，以第一副部长之名，实则便于他查阅核心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谋部的军事情报工作；其二，有个不太恰当的历史比喻，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类似军统的郑介民，主要负责军事领域的谍报统筹；其三，他所负责的部分工作至今仍未解密，或许是因为这一些工作的相关信息在当下仍具有敏感性，甚至仍在发挥作用；其四，其后人至今仍享有较高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长子官至副国级，次子叶选宁（化名岳枫）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外情报工作的核心负责人之一，这或许与他在隐蔽战线积累的人脉资源存在关联。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情报工作方面只是周恩来的助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周恩来确实曾多次带领开展统战工作，但针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很难获取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八路军参谋长，其核心工作重心应放在军事谍报领域。，而且作为曾经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彼时国家军队中黄埔系的高级将领，广义而言，应该都算是其弟子门生。
准确而言，的情报工作处于周恩来的整体领导之下，两人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良好的工作默契，这种默契最早可追溯至大革命时期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前，就是党史中最早的“特别党员”，潜伏于粤军之中。1927年7月下旬，汪精卫在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下令张发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密谋加害人，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时任国民革命军第４军参谋长的在庐山获悉这一情况后，连夜下山赶到九江。此时贺龙的第20军和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正利用“东征讨蒋”的名义驻扎在九江。
在九江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向贺龙、叶挺等人通报了汪精卫等人的阴谋。经过紧急商议，他们作出决定：一是拒绝执行张发奎要求贺、叶部队开赴江西德安的命令；二是贺龙、叶挺不上庐山开会；三是贺龙、叶挺迅速率部开赴南昌。这次的情报传送，确保了南昌起义在当日顺顺利利地进行。南昌起义失败后，继续潜伏在军阀张发奎的部队中，随后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前往苏联留学。包括后期至少目前官史采信的“草地密电”，已完成一个情报员的责任。
结合陈赓和程一鸣等人的受训经历推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期间，或许曾利用暑假在“契卡”接受过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培训，这为他日后从事军事谍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后，坐镇广东，除了领导恢复民生，建设并巩固新政权外，其主要还全面负责港澳地区的统战与情报工作。他充分的利用早年在粤军的任职经历，广泛联络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港澳地区的诸多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便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
八十年代后，逐渐淡出政坛，将这部分工作与人脉资源交由次子叶选宁接手。叶选宁仅以四年军龄便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其中既有的人脉影响，更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海外资金与技术，而当时海外投资与技术引进的核心群体中，九成以上来自广东华侨，其中客家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为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叶选宁作为的代表出面最为合适，海外华侨中的客家人对心怀感念，尤其铭记他在五十年代初对侨眷的关照，因此更愿意与叶选宁合作。
总政联络部本质上是情报部门，受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在叶选宁入主之前，其工作成效与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已经是落后甚多。叶选宁上任后，充分的利用父亲留下的海外人脉资源，迅速提升了总政联络部的工作成效，公开可见的材料在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安排吕正操秘密访美，赴夏威夷会见张学良，动员其回国定居或访问。吕正操早年毕业于东北军讲武堂，曾担任张学良的副官队长，是其亲信。而1955年大授衔，吕正操作为旧东北军中爱国将领的代表，被授予上将军衔。尽管张学良最终未能成行，但他向吕正操表达了对的怀念之情，提及当年在西安时期对他的统战策反工作。
此外，旧中国著名文人、影视剧巨星唐纳（马骥良），实则是老资格的隐蔽战线成员，建国前便远赴海外。1978年唐纳回国时，已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亲自出面秘密接待，陪同人员包括当时安全机构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罗青长。
评价“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在建党建国治国的数十年间，历经无数政治险关，却始终毫发无损、全身而退，身后享尽殊荣。这既源于他深厚的革命资历，更源于他卓越的历史功勋，而这些功勋背后的隐蔽战线贡献，却始终不为世人所熟知。
